每年的6月15日，中山医学院侯慧存老教授（87岁）家里总是热闹非凡。这一天她的学生会带着鲜花和蛋糕专程来为她庆祝生日。年迈的她总是在保姆的搀扶下缓缓在客厅椅子上坐下，在学生的簇拥中露出欢喜的笑容。
1939年，由林语堂主持的《西风》杂志为纪念创刊三周年举办了以“我的……”为题的征文赛，18岁的张爱玲以《我的天才梦》一文一举获得名誉奖第三名。让人意外的是与她并列第三的，是一个年仅13岁的小女孩。与张爱玲一样，系出名门。只不过让人惜憾的是这位小小年纪便才气崭露的写作新秀此后并未在文坛上书写人生传奇，而是步入杏林，披心耕耘，自此与一个厚重博雅的名字结下终生之缘：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这个女生便是后来成为原中山医科大学（以下简称中山医）老校长彭文伟教授的夫人，并任职生理学教研室如开篇所述的侯慧存教授。她的父亲侯宝璋乃是素有“中国病理学之父”称誉的医学大家。1960年侯宝璋教授从港大医学院约满退休，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毅然回到内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1961年底，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医科大学（现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侯慧存的兄弟姐妹中，更有侯健存、侯竞存、侯励存等医学家，侯氏家族在中国现当代医学史上堪称一大世家。
全英教学 改革先行
1942年，年仅16岁的侯慧存放弃了自己的作家梦，考上了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华西协和大学为1910年美国、英国、加拿大的5个基督教会组织在成都华西坝创办，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医牙学院，其欲在中国西部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管理体制仿牛津、剑桥，课程设置按哈佛体系。自1920始向少数优秀毕业生同时授予华西协和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侯慧存在那里度过了风华正茂的七年，更结识了此后风雨相携大半世纪的人生伴侣彭文伟。二人于1949年大学毕业时喜结良缘。时值成都解放前夕，已获得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二人放弃了去美国的大好前途，毅然决定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一起到广州博济医院工作，自此为中山医学院辛勤服务、奉献了几十年。文革中，侯慧存与彭文伟均遭受了不小的冲击，但他们都安之若素地应对了过来。
1984年，彭文伟出任中山医学院院长，开始着手一系列医疗和教学制度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创办“全英班”。当时，国家由于多年的封闭，医学发展与国际相比在诸多方面明显落伍，亟需培养大批具有国际眼光兼具沟通能力的现代医学人才，“全英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而实际上，“全英班”很大程度上是由侯慧存教授亲手操持。其所使用的英文医学资料，是侯教授根据国外最新的英文教材，在教育部、卫生部颁发的教学大纲范围内改写而成。她托在美国的同学将国外教材邮寄回国，所选择的内容均为国际医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就连编写教学资料所用的打字机，也是经历文革冲击后家中仅剩的一台。
当时国内懂英语的人才十分稀少，英语口语标准流利更是十分罕见。难得的是在中山医，其时彭校长享有专业英语第一的美名，而专业英语以外，侯教授堪称独秀。当时全英班的学生都是从英语基础好的学生中挑选出来，不仅老师使用英文授课，也要求学生即时用英文答问。
据王庭槐教授回忆，侯教授教英语，往往会划定一个“豆腐块”段落，要求学生全文背诵，难度极高。当时的一些专业考试中，全英班的学生平均成绩要比非全英班的学生高出近十分。严师出高徒，全英班人才纷出，遍布海内外。现任附属一院副院长的肖海鹏教授就曾是全英班的首届学生，曾在当时全英班的英语竞赛中表现出色，由侯教授“钦点”为第一名。
在今天看来，全英教学或双语教学已经成为惯常，可能无法体会当年全英班开创之难。当时没有英语磁带之类的录音资料可以反复听，英语发音如果不准便很难自我纠正。这种情况下，全赖侯教授口语标准地道，才弥补了这一缺憾。此外，在改革开放之初，搞英文教学这种“吃螃蟹”的行为极容易触碰政治底线。侯教授说，当时并非没有疑惧，但彭校长原则性极强，凡是他认定正确的事情，必定不顾一切压力去做。
传奇佳缘 治校贤助
侯教授出身名门，彭文伟校长也是来自杏林世家，彭校长的父亲彭利（Lee Pond）先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细菌病学家，曾先后留学于美国爱荷华、加州伯克利等大学，归国后曾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光华医学院、夏葛女子医学院讲学，中山医学院第一任院长柯麟即是彭利教授的弟子。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然而因为逃避战乱走到一起的经历，使这段佳缘看上去充满了沧桑和传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沦陷后，侯慧存的母亲独自带着家中五个孩子逃往内地。11岁的侯慧存负责照顾一个弟弟，跟着母亲自南京辗转徐州、郑州、武汉，最终乘船到达四川，终于安顿下来。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亦遭沦陷，时在香港的彭文伟被日本宪兵抓去，险些丧命。战乱中彭文伟与父母失去联系，他靠变卖身上的各种什物换取盘缠，只身从广东逃往四川。并最终找到父亲在伯克利的室友、中山同乡、时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求得一纸批文，得以转学至华西协和大学，成为侯慧存的同班同学。
侯教授回忆说：当时就觉得彭文伟十分勇敢，能一个人从华南走到四川，一路上的艰辛难以想象。彭文伟的学习也是全班最棒的，这一点深得侯宝璋先生的喜爱。
同今天许多同龄人一样，两人之间的感情竟也是在学习上的相伴相行中悄然滋生出来的。战乱年代，教材匮乏，学生们只能到图书馆看课本。在这种情况下，彭文伟经常先去图书馆觅座，然后去接侯慧存，末了又将她送回家。侯教授回忆起这一幕，神情中依然流露出少女般的甜蜜幸福。
在彭文伟执掌中山医学院（后改名中山医科大学）期间，侯教授一直站在彭校长的身后，为医学院的发展竭尽全力，提供有力支持，特别是利用侯氏家族的广泛人脉为医学院争取资金支持。今天，中山医学院的心血管研究已成为一门特色优势学科，基础医学院副院长潘敬运教授说：“中山医的心血管研究能够有今天的繁荣局面，侯教授功莫大焉。”80年代初，侯教授由胃液生理问题研究转向至心血管生理研究，与潘教授同在一个研究室。其时心血管实验室处于初创阶段，资金困难。彼时在彭校长和侯教授的多方努力推动下，学院得以向世界银行贷款四百三十二万美元建设十一个领域二十二个项目，极大地改善了医学院教学设备。心血管实验室亦获益于此，利用资金引进了一批当时价格不菲的最新设备，为中山医的心血管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外，中山医学院在改革开放初期能够得到设立于美国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援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侯氏家族的海外资源以及彭文伟教授的学识修养、人格魅力。改革开放之初，要提升医学院的医疗、教学水平，向中华医学基金会申请资助无疑是个很好的办法，但是中山医学院和其前身之一的岭南大学都不是中华医学基金会的资助对象，并且彼此素无往来。彭校长想起岳父侯宝璋先生曾经得到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建立香港大学病理楼，与中华医学基金会的老主席以及一些总部成员相熟，且侯慧存教授本人也曾参与会面，留有他们的私人通讯地址，于是主动展开联系接洽。
在老主席的推荐下，彭文伟夫妇直接向美国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总部董事会申请资助。董事会被彭文伟的口才、学识和优雅的英文所折服，专门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来广州实地考察。两年后中华医学基金会总部对当时中山医学院的工作很满意，同意将其列入固定长期资助学校，为相关项目提供资金或者帮助，每五年资助一次，为医学院争取到了相当庞大的科研经费。
广交名士 文人绪风
在侯教授的桌面上，叠放着最新几期的《小说月报》。这种专业性较强的文学期刊如今可以说少人问津了，而侯教授却常年订阅。看到我们这群学生，甚至要跟我们讨论《杜拉拉升职记》。
在侯家众多兄弟姐妹中，侯慧存是对父亲的文学爱好继承最多的一个。至今她还能回忆起在春天的早晨，伴着丁香、玫瑰的芬芳，在藤蔓花下，父亲教授诗词的温馨情景。
作为传统教育下的读书人，侯宝璋先生有着深厚的国学素养。奉读其所撰《为司马相如的病下一诊断》一文，可见其在文史考证上的功夫。抗战时期，成都华西坝宿儒汇聚，侯宝璋与他们多有交游。侯慧存教授回忆说，自己那时还是个小女孩，但时常跟着父亲拜访各路文人名士。至今她对商衍鎏、顾颉刚、陈寅恪、钱穆、巴金、老舍等先生还有着较深的记忆，“陈寅恪先生讲起故事来是比较有趣的”，她回忆说。
在这些名士中，巴金先生对侯慧存尤其喜爱，1981年复出后的他赠送给侯慧存一本亲笔签名的《春》，上面写着《春》的最后一句话——“春天是我们的。”所纪念的可能就是四十年前在华西坝与侯慧存相识的那个春天，也寓意着新时期中国的美好未来。老舍先生还曾以侯慧存的名字做成题跋，书写成条幅：“能吃亏是最大的智慧，肯助人必长期的共存。”是一句寄语，也是一种肯定。
遗憾的是侯慧存成长之时刚好碰上抗日战争爆发，家中经济困难，中学时代她因学习成绩好，年年考第一，总可以得到连饭费在内的全额奖学金。她常跳级读书，到16岁升大学时，当时只有学医科才可以获得奖学金，于是最后遵父嘱报读了医学，放弃了自己的文学梦。侯慧存的弃文从医，令老舍先生亦感到惋惜。
侯氏家族与书画家亦素相交善。当年美国LIFE杂志出版社鲁斯来到华西坝，做客侯宝璋教授家时，请他介绍一些中国画，侯老派慧存小姐跑去关山月先生家“取几幅来看看”，LIFE杂志的介绍让更多人了解了岭南画派。关山月先生一生唯一的一幅玫瑰画作便是在1949年为彭文伟、侯慧存喜结连理时按慧存小姐的要求定制的。文革中这幅画几乎遗失，后来被从一堆废纸中发现。这幅画如今依然悬挂在侯教授的客厅，尽管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略有褪色，但画上的玫瑰依然清新庄雅。
同传统学人相类的是，侯教授心中仍然葆有强烈的民族情怀。王庭槐老师回忆说：“侯教授授课，不仅仅囿于专业知识，更会利用她的博闻强识来讲授广泛的中国文史知识，讲述做人的道理。”当年办全英班时，侯教授不仅抽查学生们对英文的背诵，也会“逮”住他们背诵唐诗。今天，视力下降严重的侯教授仍然时常翻看大字本《唐诗三百首》，甚至要求远在美国的小孙子背诵唐诗。侯教授对我们小记者说：“中文是我们的‘根’，不论英语好不好，至少要对诗词中的名篇有基本的了解。”
采访中，侯教授满怀深情地讲述了彭文伟教授的治学之路和执掌中山医时的点滴趣事，并不断提及要好好记载下这个“金牌校友”——不但彭教授自己执教过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山医科大学，其家中祖孙三代都曾求学于中山大学——然而对于她自己与中大的故事却提及的很少。
其实彭教授的诸多成就之后都离不开“侯慧存”这三个字，从青年求学，同甘共苦，到执掌中山医，改革创新，侯教授均倾尽心力给予了其无私的支持和协助。
“文采风范育英慧，伟论传诵世代存。”是彭文伟教授80岁寿辰时，时任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送的祝词，词的头尾嵌藏着彭文伟及侯慧存的名字，仿佛揭示了他们的一生，七十多年来，不管是风雨飘摇，还是事业兴旺，他们总是凤凰于飞，携手相扶，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奉献自己的全部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