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缺乏“历史”，但过去的“历史”好像缺少了什么。对，缺少了“我们”！——不是帝王将相，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的历史，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人们的历史。“我们”不过是轰轰烈烈的大事的受体和背景，是英雄个人的分母，是用复数形态描述的默默无闻的普罗大众。我们习惯通过宏观叙事的“历史”学习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但是“大历史”如何和我们的“小生活”联系在一起？“吾国吾民”如何和“本乡本土”结合起来？我们可能熟悉万里长城，却认不出旧村边缘防御土匪的寨墙，我们对从未见过的灞桥纸如数家珍，却完全不知道父辈们年少时还在使用的土法草纸。那些熟悉的“历史”属于教科书，可以习得，却无从感受，更无法激发对乡土乃至家国之爱的。于是我们提出另一种历史的观察和写作——“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它是一个着眼于“本乡本土”的村史项目。村史项目志在表达世代生活在特定聚落之中普罗大众的历史记忆，通过搜集乡村档案、开展乡土考古学、建设社区博物馆达到村史写作和讲述的目的。但是，这只是村史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的理想更为高远：村史不是被供奉的庙堂历史，而是活生生地存在大树下，水井边的草根历史，它是乡土身份建构，乡土知识教育的最好原材料。
“村”是什么？这只是一个习惯称法。在我们的视界里，有人群处就有斗争和妥协，就有反映斗争和妥协的历史记忆，就有围绕着历史记忆的沟通和争拗，就有了写作村史的必要。村指社区，或者聚落。它可能比“村”更小，也可能比“村”大；一个传统的自然村落是预置的村史写作单位，但是，几个相邻的自然村，因为某些因素而融合为一体，当然可以构成另一种村史。三五户人家的荒郊，如果他们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认知，自觉和周遭的其他人家不是一路，也一样具有村史写作的资格。历史上形成的各种集镇，其规模往往是一字型大道两侧附着纵向短街，也在村史写作的可控范围。“村”可能如你所想像，也可能和你的预期截然不同。村史计划将包括很多传统村落，拥有各级“历史文化名村”头衔的村落常常比其他村落有更强烈的撰史意愿，它们常常保留了更好的民居建筑和景观，可能拥有历史名人或者名胜，可能拥有传统手工业孑遗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点，村中耆老可能更为配合，甚至乐于诱导，但是村史计划从不排斥任何乏善可陈的“贫村”，事实上，我们从来不认为有任何村落不配写作村史，我们需要释放那种在国家视角历史下形成的乡土自卑。
村史计划的写史倾向从来不是愈古愈好，我们的批判史学训练告诉我们，很多古老的历史并不可靠，可靠的反倒是古代历史的制造，这样，古村和贫村的区别就只剩下制造术和心态的差异了。正是基于对“本乡本土”的历史，而不是“吾国吾民”的历史的关怀，我们不会格外垂青任何“祖庭”、“源地”或者“中心”，那些在传统史观下自惭形秽的村落反而是我们更加珍惜的。我们不关心村落是否具有全国性或者区域性价值，相反，我们关心的是土著住民认定自家村落有何与众不同。如果历史只是一种记忆术和阐释法的话，我们就不会以年代原因排斥任何年轻的村落。我们有兴趣了解像石门坎一样因为天主教的传入而形成的新社区，也有兴趣观察珠江三角洲一带九十年代以来形成，被当成城市的恶瘤，藏污纳垢的城中村。虽然大多数村落的记忆至少摆出积极、健康、向上的姿态，但我们从不会拒绝村落的“伤痕”记忆。
那么，“本乡本土”历史是不是“吾国吾民”历史的延伸？是不是写作“大历史”的学者们忙里偷闲，放低身段，也能写出“小历史”？不，我们的村史计划是传统历史写作中永远无法实现的。村史写作不是自上而下推广的填补空白工作，而是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势。书写从来都是权力的表现。历史上，无论是书写能力还是书写条件，书写都预置性地和自上而下的大历史结合在一起。当这种写法偶尔屈尊到村庄层级时，仍然采用了高高在上的俯览屈就态度，他们所描述的乡土生活和真正生活在乡土之上的人们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听听乡土住民如何认识？如果文字和书写是障碍的话，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记录方法？村史的书写方式不是唯一的，因此阅读和记录方式也不再唯一。而且，“正史”式写作缺位，在地“关键讲述人”的出现，反而有助于村史对庙堂史学的反戈一击。
村史怎么写？我们并不是村史写作的作者，因为村史早已写就，我们只是帮助它更流畅而系统地表述出来。虽然大部分村落没有成文的“村史”——如果侥幸有，也多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是任何村落都不缺乏读书人和文字，村公所里有户籍登记和大事记录，祠堂里有开祠、设界、租田、纠纷和功德碑刻，家中有族谱、地契和各种法律文书。还不止这些，村里小卖部外，寺庙门口，甚至卫生所墙面上，可能保留了信息量极其丰富的文字材料。村中可能会有一位退休小学教师，或者老村主任，或者年老返乡的本村“公家人”正在写作他心目中的村史。他就是我们的“关键讲述人”，甚至可能是“合作作者”！关键讲述人会引导我们重新梳理这个村落的文献和口承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口承文本保留了比书写文本更多的历史写作素材。村中耆老一般都乐于向外推介自己的村落。虽然常见的是正儿八经地如“答记者问”般地讲本村光荣史，但是更有建构价值的可能是一段荒诞不经的“讲古”，一则取笑周边其他村落居民的低俗笑话，一首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曲。除去书写文本和口承文本，村落也将历史书写在物质文化上。村中寻常家庭从厨房到客厅的器用文化，一针一线一粥一饭的来历总是人地关系和经济生活的最佳写照，家庭内房间分配，多组住房如何围合，村中不同姓氏的宅基分布都是社会生活和权力结构的直观再现，家中神位如何供奉，家族坟茔分布何处，何时去村中神庙拜拜无不是精神和信仰的记录。
“我们的历史！”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写作，让早已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文本写出来的村史以文字的形态显影出来，让曾经被剥夺了发声权力的住民重新获得对自身历史的阐释权力。学者只能居于辅助、引导和发现的地位，“让住民的归于住民，学者的归于学者”。这个显影过程光有文字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用图像、用物质显影，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博物馆。住民自己选择、建构和阐释的社区博物馆事实上就是遗产传习所，就是乡土文化中心，就是乡土教育中心，这样，我们的村史计划将沿着乡土教育和乡土建设之路走下去，可以走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