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藏族人，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我们周围聚集的许许多多好朋友，他们大多不一定知道什么是人类学，但每当得知我是中山大学毕业的，而且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藏族博士和人类学博士，就肃然起敬，为我感到骄傲，甚至认为“我是整个民族的骄傲”。
多少年来我在这两顶光环下成长、壮大、变老。实话实说，我长期为此忐忑不安，因为我个人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和能力，也没有值得炫耀的特殊贡献。要说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我进入了一个好的大学，这就是中山大学；我遇到了一个好的导师，这就是梁钊韬教授；我学了一个对我们少数民族很有用的专业，这就是人类学。
在过去28年里，每当我在国内外 获得什么荣誉，得到什么奖励，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日日夜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是在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系统学习，使我从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懵懵懂懂、愣头愣脑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正是在中山大学校领导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许多老师的悉心指导、严格训练下，我生平第一次开始系统学习人类学、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还包括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这些从未接触过的新鲜知识。我的目光中从此不再是一个高原、一个民族，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中华民族。从此我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宏观大局看待我们自己民族的源流，在国内外发表了《略论藏族古代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等100多篇汉、藏、英三种文字的学术论文和十多部学术论著，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藏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关系。
我知道，我是一个学者，我必须客观公正地论证研究课题；但我又是一个被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培育了多年的老党员，我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奋斗。正是因为如此，我的很多著述和演讲中不由自主地倾注了我的拳拳爱国之心和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坚定意志。
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藏族的幸运儿，我赶上了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比别人有更多机会应邀前往世界各国讲学、参会、交流。自1987年起，我先后应邀出访美、英、法、日、俄、奥、德等20多个国家和台湾、香港等地区。
那么，我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机会出国学术交流呢？第一，我在中大学习了一个很好的专业———人类学，这是一个西方国家非常流行并重视的专业。第二，我在中大外语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外交流有了语言这个重要的工具，为此我特别感谢中山大学三年半的学习中对我外语的高标准、严要求的训练。第三，我研究的对象在国际上关注度很高，这就是“西藏问题”。1988年我第一次到美国访问，面对80多人的演讲题目就是“农奴制还是香格里拉？———真实的西藏”。我用人类学田野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和不太流利的美式英语，完成了第一次艰难而又极为敏感的学术报告。会上热烈的掌声令我感到欣慰和自豪。从此我在国际学术界飞来飞去，逐渐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学者。参加这些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既提高了我的学术水平，又明显拉近了我们国内藏学家与国外藏学家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海外藏胞与祖国的距离。应该说，在涉藏对外交流方面开创了新的交流模式和更加有效的宣传方式，充分发挥了我们非官方的超脱、自由、无拘束、灵活主动的民间学术交流特色，以学术交流和合作为切入点，寓政治和宣传于学术之中，充分发挥了我作为一个藏族科研人员在对外宣传西藏和反分裂斗争中的特殊优势，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我应有的一点贡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多次表扬。但这一切如果没有在中山大学期间外语学习和人类学专业的学习基础是根本不可能的。
今天，我很遗憾我的导师梁钊韬教授不能参加典礼，但他给我留下毕业的题词我一直珍藏在身边，他期望我：“为发展我国人类学而勇攀高峰”。我知道，以我的能力和年龄，今生不一定能攀登高峰，但我依然在努力、依然在奋斗。近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一些大专院校兼任博士导师，为培养中国马克思藏学家和人类学家而辛勤耕耘。尤其是2011年从行政岗位退下来以后，为了不辜负梁钊韬导师的期望，我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培养中国藏学和人类学接班人的教学工作中，为中国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发挥一点余热。我乐此不疲，至少我要对得起在中山大学荣获的两个“第一”的光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