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刘泽生教授生前珍藏书籍赠予医院仪式刚刚完毕,大家就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能够将刘泽生教授生前发表的各类文章集结成册,辅以各类回忆怀念的文字,以表达对逝者的感怀和敬重之情。
许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一辈人是幸运的,在初涉医学的殿堂里能够得到许多大师级前辈的言传身教和悉心指点。像我们医院心内科的梅伯英、张旭明、朱纯石、谷小鸣、刘泽生等诸位老师,他们毕业于不同的医学院校,有着不同的学术风格和精神气质,因而人人个性鲜明、魅力十足,使得我们这些莘莘学子能有机会博众家之所长。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其中,如梅伯英教授,缅甸华侨的背景,上世纪50年代初岭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毕业时已步入解放后第一次院系调整后的中山医学院了。梅教授聪明睿智,临床悟性让人折服,查起房来总是言简意赅、直奔主题。张旭明教授是中山医学院的毕业生,也是我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导师,在我读研期间,张教授一直担任着医院院长职务,我至今还能感受到张旭明老师当年为了医院发展事必躬亲、任劳任怨的步伐;但在我们这些学生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学者,学术上一丝不苟、造诣很高。那时我们心内科的当家人是朱纯石教授,朱教授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他在80年初期主编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人工心脏起博和电复律》一书,是那个年代心血管领域的畅销书,也是全国各地许多心血管医生的案头书,很有学术影响。和朱教授同时步入医院,毕业于南京医学院的谷小鸣教授,是很典型的学院派教授。听他查房非常受用,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对我们的考试加分往往有直接的帮助。
我刚进入临床研究生轮科阶段时,就听说心内科还有一位刘泽生教授,毕业于湖南医学院,是我们内科老前辈、著名消化内科专家刘世强教授的女儿,彼时正在美国留学。我当时心里还很好奇,父女俩都是我们内科的教授,挺出彩的。
刘泽生教授从美国研修归来后就一直在心电图室工作,我也是一年后在心电图室轮科时第一次接触到刘泽生教授并立刻领略了她的真知灼见。记得我当时给一位中年男性住院患者做完心电图,见心电图申请单上只填写了慢性肾功能衰竭、长期接受血液透析治疗,此次因气促入院。我的印象是心电图显示窦性心律,其余看不出什么端倪。我就将图给到了审核报告的刘泽生教授,刘教授一边拿着分规测量着心电图,一边指导我如何来分析判断一份心电图。对于这份心电图,刘教授解释说QT间期轻微延长,主要为ST段平直延长所致,左胸导联T波高耸状,升降两肢对称底部收窄,结合病史描述,符合低血钙伴高血钾的表现。刘教授很负责地让我第一时间向病房报告了我们的心电图判断,随后病房的急诊化验检查结果的确印证了刘教授的判断。
在一般人的眼里,刘泽生教授有些异样,永远是一副男式平头的装束,总是习惯性的穿着一双军用胶鞋。刘泽生老师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她的外表也许是孤独的,在人群中话语不多,但一旦她和你熟络,话匣子一打开,言语谈吐之间,刘教授很有几分豪爽和热情。我不止一次能体会到她对后辈的关心和扶掖。许多年前,我们科里收了一位来自北非的留学生,由于没有中文基础,这位留学生学习和生活上倍感吃力,也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和焦虑当中。这时,刘泽生教授伸出了援手,耐心细致地开导他,在专业上辅导他。刘泽生教授知道我粗通法语,还特意交代我务必要去帮助辅导这位留学生。我当时想,刘泽生老师的古道热肠,主动去帮助这位留学生,源于她十分了解一个年轻人为了事业前途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所面临的困难,而这种困难或多或少也是我们在国外进修期间所经历的。
刘泽生教授是乐观的、热爱生活的。外表的孤独丝毫掩饰不住她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这些总能体现在刘泽生教授的字里行间中。刘泽生教授喜欢写作是出了名的。我经常在《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的副刊园地栏读到刘泽生教授的杂文或随笔。包括叙述她在美国的见闻,如何在异国他乡度过的白色圣诞。其中有一篇《何必算命》的杂文充满着人生哲理,令人印象深刻。文章大意是姑且不去计较算命是否科学,人生对于未来、对于命运就应该留点悬念和未知,这样才会拥有去努力、去拼搏、去奋斗的动力,何必算命。另外还指出,算命本身可能就有很强的暗示作用。譬如,被算出60岁有个很大的坎,笃信者在60岁来临之际,往往日思夜寐,殚精竭虑,结果是惊魂失魄,一病不起,终于一头栽了进去。刘泽生教授的这篇杂文透射出智者熠熠的思想光辉,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也道出了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的朴素真谛。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广厦千间,夜宿仅需六尺。读刘泽生教授的文章,总有一种力量和共鸣直抵人心。
对于我们来说,刘泽生老师最难能可贵的是对我们医院岁月流逝积淀下来的史料与记录的梳理与考证,其中有多篇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上,这是她贡献给我们医院的宝贵精神财富。我院是中国最早的西医院,当时的晚清政府仍然实行海禁,广州作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拥有“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通过这一口岸,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也使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英国政府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开始向中国疯狂走私毒品鸦片,牟取暴利,也成为日后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另一方面,随着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和医学传教士的涌入,西学东渐,西医这棵树种就这样首先选择了广州从而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刘泽生教授在浩瀚庞杂的医学史料中不断寻觅,整理了晚清及民国初期博济医院的那些人与事,包括几度担任我院院长、曾是孙中山先生学医时的老师——美国人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第一位从事西医临床实践与教学活动的中国人关韬;晚清时期留美幼童之父容闳的同窗同乡、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我院第一任华人院长黄宽;19世纪末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我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后留院行医的中国西医界第一位女医生、广州西关小姐张竹君;民国期间长期担任我院院长的美国人、岭南大学医学院内科教授嘉惠霖(William Warder Cadbury),等等;这些旧年往事,在刘泽生教授的笔下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每—篇文稿都展现出内容翔实、形象丰富、耐人寻味的趣闻轶事,揭开了那段尘封已久的医学史话,极具文献价值,似陈年老酒,历久弥新。不仅如此,刘泽生教授对于广州的地方史志也耗费了不少精力,如发表在《广东史志》上的《一本旧书、两代学人》就对我们身边的十三行有不少考证,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广州的市井风情和文化变迁。刘泽生老师就是这样一位有着自由思想、人文情怀、史学观点和独立思考精神的医学教授。我在撰写这篇回忆短文的当下,眼前总是浮现出刘泽生教授在纪念碑下、在潮音街头、在医院斑驳的院墙旁行走思考的身影。她对这个跨越了3个世纪的院落倾注了两代学人的情怀,所以能够写出那些生动感人的真善美的文字。